受難者列傳筆記

如果你想看這本書,可以在王友琴教授的網站上下載

P18: 所謂“無法顯示”,完全是謊言。這個網站一直存在並且運作良好。當然,說謊的並不是電腦。

盡管不是出乎意料,我仍然感到震驚。受難者們已經死亡三十多年。當年他們死亡的時候,大多數人的骨灰都沒有保留,更談不上安葬。三十年後,在電腦網絡的虛擬空間裏,都不容許有他們的安息之地,是爲了什麼?是誰,做了決定禁止受難者的名字在網上?

P21: 流落人間者,泰山一毫芒

P23: 中國是一個最講尊師重道的古老文明古國,而且尊師的傳統從未斷絕過。

P26: 對於一個患了嚴重失憶症的民族,王友琴博士這部文革受難者真是一劑及時良藥。

P28: 毛首先罷黜了那些試圖約束青年的同僚,以此掃清了道路,致使很多地方陷入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(即相互爭鬥,人人自危的野蠻狀態),中學生和大學生實施暴力和恐怖整整兩年,最先鬥老師,然後鬥黨內幹部,最後自己互相鬥。。。。 但是真正的研究可能形成對整個一代人的指控--那些參與者和觀看者。他們正在掌握國家的領導權。

P29: 她是受難者的一個活資料庫。她一個人抗拒着數億人的遺忘。

P40: 其實,看看事實,就知道這不但不是什麼向權勢者“造反”,而且從開始就是極權勢力的一次直接擴張。

P46: 作爲一個中學校長,她從來沒有也幾乎不可能在上級指示之外做什麼標新立異之事,也沒有違抗過他們的命令。高層領導人的孩子,都在她主管的學校上學。然而,當革命需要打擊目標的時候,上級們就可以翻臉不認人,把一個個活人當做靶子拋出來,批判鬥爭,處分懲罰。他們根本不把他們的下級當人來看待,而只是一些數字和百分比,一些可以服務於革命目標的工具甚至靶子。冷酷是文革的一個重要特徵。文革不但嚴厲打擊反對革命的人,而且嚴厲打擊未曾反對革命的人。

P48: 我們永遠無法知道,在卞仲耘死前的幾個小時裡,當她遭到這樣殘酷的毆打和折磨的時候,她想了些什麼。雖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圍,她死在絕對的孤獨之中。當她被打的時候,沒有一個人出來制止暴行。當她快要死去的時候,沒有一個人在身邊表示同情。她從來沒有與這些打死她的人為敵,但是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,而且,在打她的時候毫不猶豫,在她被打死後也沒有覺得任何後悔或者羞愧。她孤立無援地死在紅衛兵學生的亂棒之下,甚至沒有可能作一點但反抗來保護自己。從一個活人的世界上,她被無情無義地背叛了,被拋棄了被犧牲了。

P51: 1966年的夏天,全中國的學校變成了刑訊室,監獄,甚至殺人場。大批老師被迫害致死。

P52: 1966年10月召開的“中共中央工作會議”發放了一個題為《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》的文章,其中被列為紅衛兵功績之一的,是1968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。有理由認為實際死亡數據大於此數。但是,此數已經是極其巨大的數字。卞仲耘的死尚不在此數之中。1966年8月5日發生的卞仲耘之死,是8月殺戮的開端,經過三個星期的發展,在8月底前後達到每日被害人數的最高峰。由最高權力者號召鼓動,用中學生紅衛兵為打手,打死手無寸鐵的教育工作者如卞仲耘,以及大批沒有防衛能力的和平居民,還視為偉大功績,這實在是二十世紀統治者所作的最為殘忍和無恥的行為之一。

P62: 卞仲耘,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死,標誌了這個血腥時代的開始。讓我們記住這個名字和這個日期,記住在文明的進程中可能發生什麼樣的逆轉和災難。

P63: 1993年,筆者到校中攝下一張宿舍樓的照片。卞仲耘被打死在這座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。四個住在樓裡的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問我:“20多年前有人在這兒被打死,這是真的嗎?我們什麼都沒聽說過。”

P101: 文革前,清華大學有108名教授,曾經被人開玩笑說好像《水滸傳》裏有“108將”。陳祖東就是這“108將”之一。陳祖東的家人聽說,到1978年,這108人只死剩下40多人了。

P104: 我在文革後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,從來沒有聽到人提起程賢策的名字和他在文革中自殺的事情。雖然這個大學剛剛發生過文革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,文革歷史還未得到記錄和分析,但是,有着著名文科科系的北京大學,卻不教學生去認識和分析這些發生在自己學校的重要歷史事實,這顯然不恰當也相當具有諷刺性。不過,這也是普遍現象。其中主要的原因,是最高權力當局的嚴格禁止。

P110: 1968年,北京大學建立了一所校園監獄,命名爲”黑幫監改大院”,把二百多名教職員工關在裏面。那年6月18日,關在”監改大院”裏的人被拉出來”鬥爭”,當他們排隊穿過校園的時候,甬道兩側站滿了學生,手持棍棒皮鞭,爭相痛打他們。然後,他們被拉到各系,施以種種酷刑。那一天,北大校園裏充滿了狂熱的殘忍於惡毒。

P110: 北京大學建立於1898年的維新運動中。大學本該是中國現代化,科學和文明的代表。但是在文革中,北京大學卻變成最野蠻殘酷的行爲發生的地方。暴力性的”鬥爭會”,包括毆打侮辱掛黑牌戴高帽子等等,校園”勞改隊”,校園監獄,都在北京大學領先開始,更不要說道德方面的墮落如誣陷,謊言,讒佞等等普遍發生。北京大學發生的這種巨大變化,是文革真正劇烈改變社會傳統以及行爲規範最”成功”的例子。這種成功,令人震驚,也令人思考。

P112: 一批一批的人成爲”敵人”,一旦被指控,就被無情地清洗出去,既不能自我辯護,也逃脫不了殘酷的處罰。革命的巨爪不但在農村,也在這所中國最早建立的現代大學裏面,把人一把一把抓起來,糟蹋丟棄。

P112: 在1966年,程賢策從”革命者”變成爲”革命”打擊的對象。看起來,文革好像是非邏輯的。但是實際上這一切有其內在的邏輯。檢視往事,現在可以看出,一批人在參與迫害的同時,也鋪就了迫害他們自己的道路。因爲他們參與的迫害,不只是對一些個人的否定,而且是對法治,對程序正義,對一個公民應該具有的公民權利的根本否定。

P139: 在1991年範長江的名字被用來命名“新聞獎”,但是,他本人爲什麼從1952年就不能再做新聞工作,爲什麼他在1970年悲慘地死於井中,這些卻沒有報道和分析。

P139: 樊西曼,女,1915年生,鐵道部中共黨校黨委副書記,1966年8月25日被兒子的同學,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紅衛兵綁架到學校,在學校內一個磚砌的乒乓球臺子上被打死。兒子曹濱海從此精神失常。同一天在校中被打死的,還有這個中學的語文老師斳正宇和學校負責人姜培良。

P142: 從此,鬥打,亂殺事件日益嚴重,由開始打鬥個別“表現不好”的“四類分子”(地主,富農,反革命分子,壞分子),發展到打鬥一般的四類分子;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,兩三個四類分子,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,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滅絕。子8月27日至9月1日,該縣的13個公社,48個大隊,先後殺害“四類分子”及其家屬供325人。最大的80歲,最小的僅38天,有22戶被殺絕。

P147: 傅雷,男,1908年生,上海居民,翻譯家,翻譯大量法語作品,在1957年被劃成“右派分子”,1966年8月下旬被抄家和“鬥爭”,9月3日在寓所中和妻子朱梅馥一起留下遺書自殺身亡。傅雷時年53歲。文革後傅雷得到“平反”。《傅雷家書》出版後,成爲受歡迎的暢銷書。“家書”是他和兒子的通信。他有兩個兒子,一名“聰”,一名“敏”,都出生與1930年代。1966年時,傅敏是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英文教員。1966年8月北京的中學教員和校長們遭到紅衛兵學生的野蠻攻擊,傅敏在學校附近投水自殺,幸而未死。他的哥哥是鋼琴家傅聰,1958年在公派波蘭學習畢業的時候,不回中國,去了英國,當時被稱作“叛國分子”。

P150: 乒乓球和政治和思想觀念沒有直接的關聯。然而,文革不但整死作家,教員和演員,還把這些乒乓球運動員整死,這是怎樣的殘酷和瘋狂?在毛澤東之前和之後,還沒有一個暴君做過這樣的事情。

P151: 高斌,男,湖北人,1940年代留學英國,曾任北京外國語學院俄國文學教授,調陝西師範大學後,在“反右運動”中被定位“右派分子”,送農場“勞動改造”,“摘帽”後恢復授課,但降薪降級。1966年遭到“批鬥”後自縊身亡。

P158: 夜裏,龔維泰就躺在“一教”的地板上,靜悄悄地殺死了自己。很難想象,什麼樣的絕望會讓人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!他自殺,沒有抗議,沒有抱怨,甚至在流血中漸漸死去的過程中沒有呻吟,沒有響動,以至躺在他身邊的人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。 。。。 龔維泰的事情聽起來確實很“奇怪”。龔維泰參加共產黨組織的“民青”反對國民黨政府,他被逮捕以後並沒有治他的罪。沒有證據說明他被捕後爲國民黨政府做過任何傷害共產黨的事情,他卻在20年後的“清理階級隊伍運動”中,爲此被捕事件遭到嚴酷的審查,最後這樣可怕的死去。實際上,從法律的角度看,除非是殺了人,不管龔維泰在那時候做了什麼,都已經過了法律的追溯期限,不能再作追究。但是“革命”壓倒一切的時候,法律是紙上空文。非常諷刺的是,文革後有人控告文革中的殺人兇手,北京的檢察院卻以“法律追溯時限已過”拒絕。

P169: 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”上冠冕堂皇地寫着中國公民享有“言論自由”,甚至在文革中修改過的新憲法中,雖然去掉了“遷徙自由”,卻依然留有“言論自由”。然而,在實際上,言論竟被當作判處死刑的根據。 … 顧文選的第二條罪狀是逃離中國,在材料上被稱爲“叛國投敵”。在共產黨宣傳中,人民是“國家的主人”,但是在1950,1960,1970年代,普通人民根本不被允許得到護照出國。如果他們想要離開中國,只有祕密離開。祕密離開中國是十分危險的事情。他們可能在中途被打死。如果被抓住,竟然可以成爲判處死刑的根據。

在歷史上,從來沒有過這樣殘酷的執法。在德國有過“柏林牆”。在1989年柏林牆被推倒以前,試圖偷越“柏林牆”的人,有一百多人被哨兵打死,這是非常兇殘的事情,因此在柏林牆被推倒之後,下令開槍射擊的東德領導人被法庭起訴。

P170: 在文革後很多年,仍然有很人認爲文革是一個“大民主”。這種看法的“根據”是,普通人可以對各級領導幹部“造反”。且不說當時的“鬥爭會”等形式是多麼野蠻和違法的手段,也不說可以“造反”的內容僅僅是那些人“反對毛澤東思想”,這樣的看法無視顧文選這樣的人被殘酷殺害的事實,無視聞佳這樣的人被判重型的事實,創造了一個遠離事實的文革神話。

P172: 至今一些人還在肯定文革“反對官僚制度”的正面貢獻,因爲毛澤東說了要“精兵簡政”以及“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”(1968年3月)。然而文革中實際上工作了的,是取消了公安局,檢察院,法院三家分開並且獨立這樣的社會組織形式,取消了定罪和審判的法律程序,在製造對人的迫害方面大大提高了效率。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提高效率啊。 …

文革中掌管北京的“公檢法”長達十年的,是原爲南京軍區某部軍委副政委的劉傳新。1976年毛澤東死去以及“四人幫”隨之被逮捕。在文革中被劉傳新關押迫害過的一批老幹部重新回到權力位置上。1977年1月27日,劉傳新被免去北京市公安局長的職務。他被“隔離”在東交民巷他居住的院落裏受“審查”。1977年5月18日,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開“聲討劉傳新大會”的通知。半夜,他在一棵樹上上吊自殺。

劉傳新自殺,當然是因爲他的失勢,也可能是由於懼怕他用於別人身上的殘酷做法會被用到他自己身上。但是他懼怕的人中間,不會有顧文選。這不但因爲顧文選已經被殺死,也因爲顧文選本來也只是一個沒有權力的普通人。

P186: 把社會中的一個很大的人羣,劃出來進行“審查”,隔離審訊,再從中劃出一部分作爲受到永久性處罰的“敵人”,這樣的做法幾十年來不斷實行,以致有的中國人已經把這樣的做法視爲像颳風下雨一樣的常態,從不從根本上去質疑和反對。

P187: 也使人吃驚的是,被裝載籮筐裏遭到“鬥爭”的人,對於他自己被安的罪名不承認,但是對他自己曾經發動的對幾百萬人進行過的於此類似的“鬥爭”,至死也並未覺得不安。在1990年代出版的他的女兒寫的關於他的書裏(《紅色家族檔案:羅瑞卿的女兒的點點回憶》,羅點點,南海出版公司,海口1999年),細膩深情地寫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多麼不公平,卻一字也沒有提到他曾多麼殘酷地對待千千萬萬別的人。

P187: 在歷史上,也還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和一個政權,可以把普通人民控制到這樣嚴密的程度。他們不告訴人民這些人的“反革命”活動到底是些什麼,卻要求每一個人都“表態”來支持殺死這些人。他們不但殺人,還要造成一個“衆口一詞”的形勢。他們用恐怖來塑造輿論,這輿論反過來又來支持恐怖。 。。。 一位被訪者說:你能想象那時候北京人有多壞嗎?他們根本不把別人的命當回事兒。他們喊過“槍斃槍斃”,就趕快回家吃飯去了。

魯迅寫的阿Q,在他自己被殺之前,曾經很興奮地去看殺別人的頭。文革年代,普通人也活得像魯迅筆下的阿Q,會興高采烈地參加“公判大會”,把別人被槍斃當作好戲看。

P189: 以意識形態的名義和革命的名義,把人類的一部分宣佈爲必須消滅的“敵人”,通過一系列預先設計的所謂“政治運動”,一個政權把社會中的一個羣體,不是一個人兩個人,也不是幾十個或幾百個人,而是一個及其巨大的人數–人羣中的一個百分比,有計劃有組織有系統地予以打擊和消滅,這就是毛澤東對顧文選和億萬中國人所作的。

P192: 筆者曾經問清華附中的受訪者,你們是怎麼知道紅衛兵不準醫院搶救郭蘭蕙的。兩位認識郭蘭蕙的學生說,紅衛兵曾經在學校當衆宣佈,由於郭蘭蕙是自殺的,醫院打電話到清華附中詢問她是什麼人,是否有“問題”,清華附中紅衛兵接了電話告訴醫院,郭蘭蕙是“右派學生”,於是醫院不給搶救,讓郭蘭蕙在醫院的地板上死去。紅衛兵不但對郭蘭蕙自殺毫無憐憫之心,而且用得意洋洋的口氣在學校裏告訴其他學生這些情況,顯示他們主宰生死的權力和威風。

郭蘭蕙死時只有19歲。她曾經病休一年,所以1966年她上高二,而不是高三。

P192: 在郭蘭蕙死亡兩個星期以前,該校高一(二)班學生楊愛倫也因相同的原因試圖自殺。楊愛倫的父親在1949年以前的政府海關做事,於是被認定爲“壞家庭出身”。她在1966年7月底就開始在班裏被紅衛兵“鬥爭”。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領導人之一曾經到她的班上詳細指示如何整她。她被緊閉在一間小屋裏,被強迫寫“檢查交代”。1966年8月8日,楊愛倫到“清華園”火車站附近臥軌自殺。火車頭把她鏟出了軌道。她沒有死,但是臉部和身體受到重傷,並且失去了三個手指,成爲永久性傷殘。

P197-199: 韓光第,男,牙醫,家住四川省漢源縣富林鎮第二居民段。在1968年夏天因說毛澤東送給“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”的芒果“像一條紅薯沒什麼看頭”,被逮捕,長期關押之後,1970年被以“現行反革命”罪判處死刑,在富林鎮郊被槍斃。 。。。

實際上,送到四川漢源鎮上的這個芒果,也根本不是真的芒果。真的芒果要保存那麼長的時間,早已經腐爛了。在漢源鎮上展示的,只可能是個蠟製的複製件。當時在全國各地作了無數這類的複製品或者芒果照片,強制八億人崇拜。1968年,是文革中害死人最多的“清理階級隊伍運動”進行的時候,也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最嚴重的時候之一。 。。。

漢源鎮上的人,包括很多小學生,看到了韓光第被槍殺的場面。這樣的場面,無疑對他們的一生都影響深遠。它們從此再不會敢對任何和毛澤東有關的東西,說任何自己想作的評論。它們變得非常謹慎小心。甚至在35年之後,它們還得顧慮是否要把這樣的事實說出來。 。。。

文革時期曾經秩序相當混亂,當時的“專政機關”審批死刑的手續也被簡化(文革前死刑要經過最高法院批准,文革中這個權力被下放了),但是文革並不是一個失控的時期,被判處死刑的人,都是當時上面下令開始的政治運動高潮的結果,有一套逮捕人和處分人的規定。

P201: 南京第13中學位於南京市“西家大塘”,離開市中心不願。韓康是13中學的圖書館員。韓康的家就在學校附近。因1949年以前曾參加過國民黨,紅衛兵抄了他的家,把他家的東西雜碎毀壞。

1966年9月5日早上韓康被十三中的紅衛兵揪到學校操場上“批鬥”。另有十三中體育老師夏忠謀,也因歷史上參加過三青團等“問題”,一起被揪到操場批鬥。批鬥中,紅衛兵對二人拳打腳踢,用皮帶抽,用磚頭砸。由於紅衛兵說韓康的態度不好,對他打得更是厲害。直至下午三四點中,韓康兩三次昏死過去,但都被紅衛兵用冷水潑醒後再接着批鬥,到傍晚,韓康終於被活活打死。

夏忠謀因一直低頭任由紅衛兵批鬥,所以僥倖沒有被當場打死,晚上他被關押到學校實驗室,外面有紅衛兵看守。夏忠謀看到韓康被打死,自己被關押第二天要接着被批鬥,肯定是難逃一死,因此晚上用衣服撕成布繩上吊自殺身亡。兩人都死於1966年9月5日一天。

P202: 韓志穎,西安市第五中學校長,男,中國民主同盟盟員。1966年8月,第五中學的紅衛兵把凳子壘成高臺,讓韓志穎站上去接受“批鬥”。他不吸菸,紅衛兵把數隻香菸點燃後分別插入韓的耳朵,鼻孔和嘴中,用煙熏韓。韓志穎在1966年被“批鬥”至死。

P206: 這種“主席大手筆”的說法正是文革思維的產物。實際上,在文明設會裏,儘管人們之間有貧富之分,有地位高低的區別,但是,沒有一個人有權力在法庭之外剝奪另一個人的生命,是普遍的基本原則。文革以“革命”的名義,打破了這一條原則。而且,不但這樣做了,而且,樹立了這樣的“大手筆”觀念,即認爲是可以做的,特別是對“偉大”人物來說。

在建設“紀念園”的時候,不止一人向筆者提過這樣的問題:寫這種普通人受難者的故事有什麼意義?這種質疑和這種“主席大手筆”說法有實質相連。如果說這種話的是有權勢的人,那是權勢使它們眼裏沒有普通人的位置。如果說這種話的是普通人,那麼是長期精神奴役的結果。

P224: 文革後進入北京航空學院讀書的一位被訪者說,那時候學校裏依然流傳着文革時代留下的一句話:該校主樓的每一扇窗戶,差不多都曾經有人跳下來自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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