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難者列傳筆記
P18: 所謂“無法顯示”，完全是謊言。這個網站一直存在並且運作良好。當然，說謊的並不是電腦。
盡管不是出乎意料，我仍然感到震驚。受難者們已經死亡三十多年。當年他們死亡的時候，大多數人的骨灰都沒有保留，更談不上安葬。三十年後，在電腦網絡的虛擬空間裏，都不容許有他們的安息之地，是爲了什麼？是誰，做了決定禁止受難者的名字在網上？
P21: 流落人間者，泰山一毫芒
P23: 中國是一個最講尊師重道的古老文明古國，而且尊師的傳統從未斷絕過。
P26: 對於一個患了嚴重失憶症的民族，王友琴博士這部文革受難者真是一劑及時良藥。
P28: 毛首先罷黜了那些試圖約束青年的同僚，以此掃清了道路，致使很多地方陷入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（即相互爭鬥，人人自危的野蠻狀態），中學生和大學生實施暴力和恐怖整整兩年，最先鬥老師，然後鬥黨內幹部，最後自己互相鬥。。。。 但是真正的研究可能形成對整個一代人的指控－－那些參與者和觀看者。他們正在掌握國家的領導權。
P29: 她是受難者的一個活資料庫。她一個人抗拒着數億人的遺忘。
P40: 其實，看看事實，就知道這不但不是什麼向權勢者“造反”，而且從開始就是極權勢力的一次直接擴張。
P46: 作爲一個中學校長，她從來沒有也幾乎不可能在上級指示之外做什麼標新立異之事，也沒有違抗過他們的命令。高層領導人的孩子，都在她主管的學校上學。然而，當革命需要打擊目標的時候，上級們就可以翻臉不認人，把一個個活人當做靶子拋出來，批判鬥爭，處分懲罰。他們根本不把他們的下級當人來看待，而只是一些數字和百分比，一些可以服務於革命目標的工具甚至靶子。冷酷是文革的一個重要特徵。文革不但嚴厲打擊反對革命的人，而且嚴厲打擊未曾反對革命的人。
P48: 我們永遠無法知道，在卞仲耘死前的幾個小時裡，當她遭到這樣殘酷的毆打和折磨的時候，她想了些什麼。雖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圍，她死在絕對的孤獨之中。當她被打的時候，沒有一個人出來制止暴行。當她快要死去的時候，沒有一個人在身邊表示同情。她從來沒有與這些打死她的人為敵，但是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，而且，在打她的時候毫不猶豫，在她被打死後也沒有覺得任何後悔或者羞愧。她孤立無援地死在紅衛兵學生的亂棒之下，甚至沒有可能作一點但反抗來保護自己。從一個活人的世界上，她被無情無義地背叛了，被拋棄了被犧牲了。
P51: 1966年的夏天，全中國的學校變成了刑訊室，監獄，甚至殺人場。大批老師被迫害致死。
P52: 1966年10月召開的“中共中央工作會議”發放了一個題為《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》的文章，其中被列為紅衛兵功績之一的，是1968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。有理由認為實際死亡數據大於此數。但是，此數已經是極其巨大的數字。卞仲耘的死尚不在此數之中。1966年8月5日發生的卞仲耘之死，是8月殺戮的開端，經過三個星期的發展，在8月底前後達到每日被害人數的最高峰。由最高權力者號召鼓動，用中學生紅衛兵為打手，打死手無寸鐵的教育工作者如卞仲耘，以及大批沒有防衛能力的和平居民，還視為偉大功績，這實在是二十世紀統治者所作的最為殘忍和無恥的行為之一。
P62: 卞仲耘，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死，標誌了這個血腥時代的開始。讓我們記住這個名字和這個日期，記住在文明的進程中可能發生什麼樣的逆轉和災難。
P63: 1993年，筆者到校中攝下一張宿舍樓的照片。卞仲耘被打死在這座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。四個住在樓裡的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問我：“20多年前有人在這兒被打死，這是真的嗎？我們什麼都沒聽說過。”
P101: 文革前，清華大學有108名教授，曾經被人開玩笑說好像《水滸傳》裏有“108將”。陳祖東就是這“108將”之一。陳祖東的家人聽說，到1978年，這108人只死剩下40多人了。
P104: 我在文革後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，從來沒有聽到人提起程賢策的名字和他在文革中自殺的事情。雖然這個大學剛剛發生過文革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，文革歷史還未得到記錄和分析，但是，有着著名文科科系的北京大學，卻不教學生去認識和分析這些發生在自己學校的重要歷史事實，這顯然不恰當也相當具有諷刺性。不過，這也是普遍現象。其中主要的原因，是最高權力當局的嚴格禁止。
P110: 1968年，北京大學建立了一所校園監獄，命名爲"黑幫監改大院"，把二百多名教職員工關在裏面。那年6月18日，關在"監改大院"裏的人被拉出來"鬥爭"，當他們排隊穿過校園的時候，甬道兩側站滿了學生，手持棍棒皮鞭，爭相痛打他們。然後，他們被拉到各系，施以種種酷刑。那一天，北大校園裏充滿了狂熱的殘忍於惡毒。
P110: 北京大學建立於1898年的維新運動中。大學本該是中國現代化，科學和文明的代表。但是在文革中，北京大學卻變成最野蠻殘酷的行爲發生的地方。暴力性的"鬥爭會"，包括毆打侮辱掛黑牌戴高帽子等等，校園"勞改隊"，校園監獄，都在北京大學領先開始，更不要說道德方面的墮落如誣陷，謊言，讒佞等等普遍發生。北京大學發生的這種巨大變化，是文革真正劇烈改變社會傳統以及行爲規範最"成功"的例子。這種成功，令人震驚，也令人思考。
P112: 一批一批的人成爲"敵人"，一旦被指控，就被無情地清洗出去，既不能自我辯護，也逃脫不了殘酷的處罰。革命的巨爪不但在農村，也在這所中國最早建立的現代大學裏面，把人一把一把抓起來，糟蹋丟棄。
P112: 在1966年，程賢策從"革命者"變成爲"革命"打擊的對象。看起來，文革好像是非邏輯的。但是實際上這一切有其內在的邏輯。檢視往事，現在可以看出，一批人在參與迫害的同時，也鋪就了迫害他們自己的道路。因爲他們參與的迫害，不只是對一些個人的否定，而且是對法治，對程序正義，對一個公民應該具有的公民權利的根本否定。
P139: 在1991年範長江的名字被用來命名“新聞獎”，但是，他本人爲什麼從1952年就不能再做新聞工作，爲什麼他在1970年悲慘地死於井中，這些卻沒有報道和分析。
P139: 樊西曼，女，1915年生，鐵道部中共黨校黨委副書記，1966年8月25日被兒子的同學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紅衛兵綁架到學校，在學校內一個磚砌的乒乓球臺子上被打死。兒子曹濱海從此精神失常。同一天在校中被打死的，還有這個中學的語文老師斳正宇和學校負責人姜培良。
P142: 從此，鬥打，亂殺事件日益嚴重，由開始打鬥個別“表現不好”的“四類分子”（地主，富農，反革命分子，壞分子），發展到打鬥一般的四類分子；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，兩三個四類分子，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，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滅絕。子8月27日至9月1日，該縣的13個公社，48個大隊，先後殺害“四類分子”及其家屬供325人。最大的80歲，最小的僅38天，有22戶被殺絕。
P147: 傅雷，男，1908年生，上海居民，翻譯家，翻譯大量法語作品，在1957年被劃成“右派分子”，1966年8月下旬被抄家和“鬥爭”，9月3日在寓所中和妻子朱梅馥一起留下遺書自殺身亡。傅雷時年53歲。文革後傅雷得到“平反”。《傅雷家書》出版後，成爲受歡迎的暢銷書。“家書”是他和兒子的通信。他有兩個兒子，一名“聰”，一名“敏”，都出生與1930年代。1966年時，傅敏是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英文教員。1966年8月北京的中學教員和校長們遭到紅衛兵學生的野蠻攻擊，傅敏在學校附近投水自殺，幸而未死。他的哥哥是鋼琴家傅聰，1958年在公派波蘭學習畢業的時候，不回中國，去了英國，當時被稱作“叛國分子”。
P150: 乒乓球和政治和思想觀念沒有直接的關聯。然而，文革不但整死作家，教員和演員，還把這些乒乓球運動員整死，這是怎樣的殘酷和瘋狂？在毛澤東之前和之後，還沒有一個暴君做過這樣的事情。
P151: 高斌，男，湖北人，1940年代留學英國，曾任北京外國語學院俄國文學教授，調陝西師範大學後，在“反右運動”中被定位“右派分子”，送農場“勞動改造”，“摘帽”後恢復授課，但降薪降級。1966年遭到“批鬥”後自縊身亡。
P158: 夜裏，龔維泰就躺在“一教”的地板上，靜悄悄地殺死了自己。很難想象，什麼樣的絕望會讓人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！他自殺，沒有抗議，沒有抱怨，甚至在流血中漸漸死去的過程中沒有呻吟，沒有響動，以至躺在他身邊的人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。 。。。 龔維泰的事情聽起來確實很“奇怪”。龔維泰參加共產黨組織的“民青”反對國民黨政府，他被逮捕以後並沒有治他的罪。沒有證據說明他被捕後爲國民黨政府做過任何傷害共產黨的事情，他卻在20年後的“清理階級隊伍運動”中，爲此被捕事件遭到嚴酷的審查，最後這樣可怕的死去。實際上，從法律的角度看，除非是殺了人，不管龔維泰在那時候做了什麼，都已經過了法律的追溯期限，不能再作追究。但是“革命”壓倒一切的時候，法律是紙上空文。非常諷刺的是，文革後有人控告文革中的殺人兇手，北京的檢察院卻以“法律追溯時限已過”拒絕。
P169: 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”上冠冕堂皇地寫着中國公民享有“言論自由”，甚至在文革中修改過的新憲法中，雖然去掉了“遷徙自由”，卻依然留有“言論自由”。然而，在實際上，言論竟被當作判處死刑的根據。 … 顧文選的第二條罪狀是逃離中國，在材料上被稱爲“叛國投敵”。在共產黨宣傳中，人民是“國家的主人”，但是在1950，1960，1970年代，普通人民根本不被允許得到護照出國。如果他們想要離開中國，只有祕密離開。祕密離開中國是十分危險的事情。他們可能在中途被打死。如果被抓住，竟然可以成爲判處死刑的根據。
在歷史上，從來沒有過這樣殘酷的執法。在德國有過“柏林牆”。在1989年柏林牆被推倒以前，試圖偷越“柏林牆”的人，有一百多人被哨兵打死，這是非常兇殘的事情，因此在柏林牆被推倒之後，下令開槍射擊的東德領導人被法庭起訴。
P170: 在文革後很多年，仍然有很人認爲文革是一個“大民主”。這種看法的“根據”是，普通人可以對各級領導幹部“造反”。且不說當時的“鬥爭會”等形式是多麼野蠻和違法的手段，也不說可以“造反”的內容僅僅是那些人“反對毛澤東思想”，這樣的看法無視顧文選這樣的人被殘酷殺害的事實，無視聞佳這樣的人被判重型的事實，創造了一個遠離事實的文革神話。
P172: 至今一些人還在肯定文革“反對官僚制度”的正面貢獻，因爲毛澤東說了要“精兵簡政”以及“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”（1968年3月）。然而文革中實際上工作了的，是取消了公安局，檢察院，法院三家分開並且獨立這樣的社會組織形式，取消了定罪和審判的法律程序，在製造對人的迫害方面大大提高了效率。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提高效率啊。 …
文革中掌管北京的“公檢法”長達十年的，是原爲南京軍區某部軍委副政委的劉傳新。1976年毛澤東死去以及“四人幫”隨之被逮捕。在文革中被劉傳新關押迫害過的一批老幹部重新回到權力位置上。1977年1月27日，劉傳新被免去北京市公安局長的職務。他被“隔離”在東交民巷他居住的院落裏受“審查”。1977年5月18日，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開“聲討劉傳新大會”的通知。半夜，他在一棵樹上上吊自殺。
劉傳新自殺，當然是因爲他的失勢，也可能是由於懼怕他用於別人身上的殘酷做法會被用到他自己身上。但是他懼怕的人中間，不會有顧文選。這不但因爲顧文選已經被殺死，也因爲顧文選本來也只是一個沒有權力的普通人。
P186: 把社會中的一個很大的人羣，劃出來進行“審查”，隔離審訊，再從中劃出一部分作爲受到永久性處罰的“敵人”，這樣的做法幾十年來不斷實行，以致有的中國人已經把這樣的做法視爲像颳風下雨一樣的常態，從不從根本上去質疑和反對。
P187: 也使人吃驚的是，被裝載籮筐裏遭到“鬥爭”的人，對於他自己被安的罪名不承認，但是對他自己曾經發動的對幾百萬人進行過的於此類似的“鬥爭”，至死也並未覺得不安。在1990年代出版的他的女兒寫的關於他的書裏（《紅色家族檔案：羅瑞卿的女兒的點點回憶》，羅點點，南海出版公司，海口1999年），細膩深情地寫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多麼不公平，卻一字也沒有提到他曾多麼殘酷地對待千千萬萬別的人。
P187: 在歷史上，也還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和一個政權，可以把普通人民控制到這樣嚴密的程度。他們不告訴人民這些人的“反革命”活動到底是些什麼，卻要求每一個人都“表態”來支持殺死這些人。他們不但殺人，還要造成一個“衆口一詞”的形勢。他們用恐怖來塑造輿論，這輿論反過來又來支持恐怖。 。。。 一位被訪者說：你能想象那時候北京人有多壞嗎？他們根本不把別人的命當回事兒。他們喊過“槍斃槍斃”，就趕快回家吃飯去了。
魯迅寫的阿Q，在他自己被殺之前，曾經很興奮地去看殺別人的頭。文革年代，普通人也活得像魯迅筆下的阿Q，會興高采烈地參加“公判大會”，把別人被槍斃當作好戲看。
P189： 以意識形態的名義和革命的名義，把人類的一部分宣佈爲必須消滅的“敵人”，通過一系列預先設計的所謂“政治運動”，一個政權把社會中的一個羣體，不是一個人兩個人，也不是幾十個或幾百個人，而是一個及其巨大的人數–人羣中的一個百分比，有計劃有組織有系統地予以打擊和消滅，這就是毛澤東對顧文選和億萬中國人所作的。
P192: 筆者曾經問清華附中的受訪者，你們是怎麼知道紅衛兵不準醫院搶救郭蘭蕙的。兩位認識郭蘭蕙的學生說，紅衛兵曾經在學校當衆宣佈，由於郭蘭蕙是自殺的，**醫院打電話到清華附中詢問她是什麼人，是否有“問題”，清華附中紅衛兵接了電話告訴醫院，郭蘭蕙是“右派學生”，於是醫院不給搶救，讓郭蘭蕙在醫院的地板上死去。**紅衛兵不但對郭蘭蕙自殺毫無憐憫之心，而且用得意洋洋的口氣在學校裏告訴其他學生這些情況，顯示他們主宰生死的權力和威風。
郭蘭蕙死時只有19歲。她曾經病休一年，所以1966年她上高二，而不是高三。
P192： 在郭蘭蕙死亡兩個星期以前，該校高一（二）班學生楊愛倫也因相同的原因試圖自殺。楊愛倫的父親在1949年以前的政府海關做事，於是被認定爲“壞家庭出身”。她在1966年7月底就開始在班裏被紅衛兵“鬥爭”。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領導人之一曾經到她的班上詳細指示如何整她。她被緊閉在一間小屋裏，被強迫寫“檢查交代”。1966年8月8日，楊愛倫到“清華園”火車站附近臥軌自殺。火車頭把她鏟出了軌道。她沒有死，但是臉部和身體受到重傷，並且失去了三個手指，成爲永久性傷殘。
P197-199: 韓光第，男，牙醫，家住四川省漢源縣富林鎮第二居民段。在1968年夏天因說毛澤東送給“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”的芒果“像一條紅薯沒什麼看頭”，被逮捕，長期關押之後，1970年被以“現行反革命”罪判處死刑，在富林鎮郊被槍斃。 。。。
實際上，送到四川漢源鎮上的這個芒果，也根本不是真的芒果。真的芒果要保存那麼長的時間，早已經腐爛了。在漢源鎮上展示的，只可能是個蠟製的複製件。當時在全國各地作了無數這類的複製品或者芒果照片，強制八億人崇拜。1968年，是文革中害死人最多的“清理階級隊伍運動”進行的時候，也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最嚴重的時候之一。 。。。
漢源鎮上的人，包括很多小學生，看到了韓光第被槍殺的場面。這樣的場面，無疑對他們的一生都影響深遠。它們從此再不會敢對任何和毛澤東有關的東西，說任何自己想作的評論。它們變得非常謹慎小心。甚至在35年之後，它們還得顧慮是否要把這樣的事實說出來。 。。。
文革時期曾經秩序相當混亂，當時的“專政機關”審批死刑的手續也被簡化（文革前死刑要經過最高法院批准，文革中這個權力被下放了），但是文革並不是一個失控的時期，被判處死刑的人，都是當時上面下令開始的政治運動高潮的結果，有一套逮捕人和處分人的規定。
P201: 南京第13中學位於南京市“西家大塘”，離開市中心不願。韓康是13中學的圖書館員。韓康的家就在學校附近。因1949年以前曾參加過國民黨，紅衛兵抄了他的家，把他家的東西雜碎毀壞。
1966年9月5日早上韓康被十三中的紅衛兵揪到學校操場上“批鬥”。另有十三中體育老師夏忠謀，也因歷史上參加過三青團等“問題”，一起被揪到操場批鬥。批鬥中，紅衛兵對二人拳打腳踢，用皮帶抽，用磚頭砸。由於紅衛兵說韓康的態度不好，對他打得更是厲害。直至下午三四點中，韓康兩三次昏死過去，但都被紅衛兵用冷水潑醒後再接着批鬥，到傍晚，韓康終於被活活打死。
夏忠謀因一直低頭任由紅衛兵批鬥，所以僥倖沒有被當場打死，晚上他被關押到學校實驗室，外面有紅衛兵看守。夏忠謀看到韓康被打死，自己被關押第二天要接着被批鬥，肯定是難逃一死，因此晚上用衣服撕成布繩上吊自殺身亡。兩人都死於1966年9月5日一天。
P202: 韓志穎，西安市第五中學校長，男，中國民主同盟盟員。1966年8月，第五中學的紅衛兵把凳子壘成高臺，讓韓志穎站上去接受“批鬥”。他不吸菸，紅衛兵把數隻香菸點燃後分別插入韓的耳朵，鼻孔和嘴中，用煙熏韓。韓志穎在1966年被“批鬥”至死。
P206: 這種“主席大手筆”的說法正是文革思維的產物。實際上，在文明設會裏，儘管人們之間有貧富之分，有地位高低的區別，但是，沒有一個人有權力在法庭之外剝奪另一個人的生命，是普遍的基本原則。文革以“革命”的名義，打破了這一條原則。而且，不但這樣做了，而且，樹立了這樣的“大手筆”觀念，即認爲是可以做的，特別是對“偉大”人物來說。
在建設“紀念園”的時候，不止一人向筆者提過這樣的問題：寫這種普通人受難者的故事有什麼意義？這種質疑和這種“主席大手筆”說法有實質相連。如果說這種話的是有權勢的人，那是權勢使它們眼裏沒有普通人的位置。如果說這種話的是普通人，那麼是長期精神奴役的結果。
P224: 文革後進入北京航空學院讀書的一位被訪者說，那時候學校裏依然流傳着文革時代留下的一句話：該校主樓的每一扇窗戶，差不多都曾經有人跳下來自殺。
